作者｜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
美国著名律师，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编者按：去年10月作者推出了最新著作Cancel Culture: The Latest Attack on Free Speech and Due Process，分析近年美国盛行的“cancel culture”（抵制文化），涉及诸多美国社会热点话题，内容详实，启人深思。本号特别编译了该书的简要介绍，以供各位参阅，也期待国内出版机构推出中文版以飨读者，本号可以推荐合适译者。编译内容并不代表编者观点和立场，只做为推荐作者新作和个人学习之用。
抵制文化是美国民主、精英领导制、正当程序和言论自由的毒瘤。它正在通过社交媒体扩散。它正在扼杀创造力、危及基本自由、误导学生、抹杀历史、赋予极端分子权力、摧毁来之不易的遗产——所有这些都没有问责制或透明度。抵制文化是真实存在的。它并不是右翼极端分子为了诋毁左翼、警醒者或进步人士而编造出来的夸大其词的说法。它不仅对那些自己被抵制的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更多的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被剥离了许多利益，如音乐、艺术、教学、倡议以及其他利益，这些利益正是现在受抵制先前所给予人们的。最近，一些警醒主义乐评家已试图抵制贝多芬，称他的音乐是为“白人特权”和压迫所做的“配乐”。
Cancel Culture: The Latest Attack on Free Speech and Due Process
Hot Books 2020.10.20
“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是“警醒”（woke）一代的新麦卡锡主义。与旧麦卡锡主义一样，它终结了事业，毁掉了遗产，拆散了家庭，甚至导致自杀——没有丝毫正当程序，也没有机会反驳那些往往是虚假或夸大的指控。与麦卡锡主义一样，即使那些指控是真实的或是部分真实的，它们一般也是多年前所做的事、所发的声明或所采取的立场，而当时相异的价值观和态度占据主流。而且与麦卡锡主义一样，“抵制文化”的影响超出了被抵制的个人，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成员，从观众——被剥夺了听受抵制的表演者的音乐的权利，到学生——被剥夺了受教于被抵制的教师的权利，再到公民——被剥夺了投票给受抵制的政治家的权利。我记得最初的麦卡锡主义及其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毁灭性影响。我们的父母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发表言论、签署请愿书、加入一些组织，或者参加与左翼人士、左倾分子（pinkos）或其同路人有任何关联的音乐会，以免被贴上“危险者”的标签，未来的前途被毁掉。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对“名单”和“记录”感到恐惧。毕竟，这是“黑名单”“红色频道”和其他色彩杂合的时代，上了名单的人都无法找到工作。“他们会把你放在名单上”，我母亲会警告。或者，“它将成为你的永久记录。”当时我14岁，真的做了可能会让我上名单的事情。当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最盛的时期，朱利叶斯（Julius）和埃塞尔·罗森伯格（Ethel Rosenberg）因涉嫌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处死刑后不久。罗森伯格的一位亲属请求人们签署一份请愿书，以挽救罗森伯格夫妇的性命。我看了请愿书，觉得很有道理，就签了字。一个邻居看到了这一幕，并及时告诉了我母亲。她确信，我这辈子完了，我的事业毁了，我愿意在共义者鼓动的请愿书上签字的行为也成为我永久记录的一部分。我母亲决定必须给我一个教训。她把这个件事告诉了我父亲。我看得出我父亲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但我母亲让他打了我一巴掌。他很听话，打了我一巴掌，我猜想，他比我更痛苦。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峰期，我们不能看电影，不能去看演出，也不能看由黑名单上的艺术家制作或表演的电视节目，因为根本没有。我们不能接受黑名单上的老师的教导，因为他们被解雇了。我们不能成为黑名单上的医生、律师或政治家的病人、客户或选民，因为他们从事其职业的能力被剥夺了。更为根本的是，旧麦卡锡主义危及我们的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的宪法权利，而这些权利是对自由的关键保护手段和反对暴政的屏障。新麦卡锡主义——抵制文化——同样威胁着这些权利。有一本词典最近将“抵制文化”评选为“年度词汇”，因为“无论好坏，它都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美国最著名的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在其“我们关注的词汇”栏目中贴出了一则长篇描述，这些词汇是“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但还没有达到我们的入选标准的词汇"。根据韦氏词典的说法，“Cancel”一词有了新的用法。在以前的用法中，cancelling指的是取消一个对象（object），如活动或订阅，而现在，“‘Cancel’和‘cancel culture’与撤销对公众人物的支持有关，以对他们令人讨厌的行为或意见作出反应。这可能包括抵制或拒绝宣传他们的作品。在这个词的最新用法中，你可以抵制一个人——特别是名人、政治家或任何占据公众意识（public consciousness）空间的人。抵制某人（通常是名人或其他知名人士）意味着停止给予此人支持。取消行为（act of canceling）可能需要抵制一个演员的电影，或者不再阅读或推广一个作家的文字。抵制的原因可以是不同的，但通常是由于当事人表达了令人反感的观点，或以一种无法令人接受的方式自行其是，因此继续支持此人的作品会自讨苦吃。”韦氏词典接着解释了这个词的来源。抵制的想法——也像一些人所标榜的那样，叫抵制文化——近年来由于#MeToo和其他要求公众人物承担更大责任的运动所引发的对话而得到了巩固。这个词的出现要归功于推特的黑人用户，在那里它被用作一个话题标签。随着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罗莎娜·巴尔（Roseanne Barr）和路易CK（Louis C.K.）等曾经很受欢迎的名人的麻烦信息被曝光，抵制这类人士的呼声也随之而来。取消行为类似于一个取消的合约，斩断了公众人物与其粉丝之间曾有的关系。有一些人在大量相反的证据面前仍然认为，所有“抵制文化”现象是右派为了诋毁左派而编造的夸大其词的说法。我请读者在查阅本书中的证据后，自己去判断。抵制文化虽然是目前“警醒”一代创造出来的，但却是极右的麦卡锡主义和极左主义的非正统的产物。当然，不同的是，麦卡锡主义和极左主义都运用了政府的力量，而抵制文化则运用了公众舆论、社交媒体、经济抵制威胁和其他受宪法保护的私人行动方式的力量。这种力量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应用普及和传播速度所放大，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正是“抵制文化”利用的首选武器。据说，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当真相还在穿鞋时，谎言却跑遍了全球。”那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如今，真相甚至都找不到自己的鞋了。麦卡锡主义最有力的武器不是传票或对国会的蔑视——虽然它们的确是强大的压迫武器。它最强大、最普遍的影响力是针对当时的私人、公司、教育机构和媒体的。一旦一个人被贴上共义者、同路人、红色、左倾分子或其他任何与共义有关的词汇的标签，这个人就被“取消”了。他或她不能再参与美国的公共生活。他们被完蛋了。在今日的抵制文化下，仅仅是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反穆斯林偏见的指责，或者不支持“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或#MeToo运动，就足以让一个无辜的人受到抵制，尤其是当他不属于“警醒一代”（woke generation）的“身份政治”中的新特权群体时。抵制文化在某些方面比麦卡锡主义和极左主义更危险的是，当政府的“取消行为”发生时，受害者至少知道是谁做的。在美国，人们可能会求助于法院，事实上，一些法院也的确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伸张了正义。但在目前的抵制文化中，那些抵制者往往是隐形的、匿名的、不负责任的。社交媒体就是法官和陪审团。互联网上的指控通过Twitter、Facebook和其它基本不受监管的平台，有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些平台上，虚假指控者可以自由地诽谤、破坏和抵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议程，他们的偏见，他们的堕落。抵制文化是卡夫卡式的，因为约瑟夫·K（译注：Joseph K是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中的主人公，在结尾被处死）不知道折磨他的人是谁，为什么他受折磨，或者是他做了什么给他招来无常命运。抵制文化回避了人们对正当程序的需求，也不需要任何借由证据和司法而揭示真相的过程。它的鼓吹者没有耐心。他们要的就是他们想要的，而且他们现在就想得到！表达自由和正当程序被诅咒为他们实现乌托邦的不必要障碍。但拒绝表达自由和正当程序是通往反乌托邦（dystopia）和左派或右派暴政的必经之路。温克勒｜欧洲的价值抑或西方的价值？